在电影中看到游击队员长满络腮胡的形象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两个文本又十分的相似，在一个家族（剧团）的衰亡中完成对土地伤痕的再述。 历史的形象在银幕结尾的瞬间完成了重叠与交替。文化与野蛮成为生存的辩证关系，战争与对和平的歌颂在历史中交替更迭，但是电影画面中的战争是缺席的，只有街道两端不停互换面貌的概念式的人物形象，以及画外回响着的不同的歌曲和鼓声。我们将要重新开始演出，新的历史将成为“重复”的再度书写，大长今粤语过去的历史如幽灵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盘旋。警察提着游击队员的头颅却高呼是民主的胜利，可广场上的尸体都还未被安葬呢！ 讲述，大长今粤语为了唤回历史，尽管讲述的主体不应该是历史本身。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对人物的愈发熟悉，影片45年后的纪述让安哲看上去摆脱了对形式的迷恋以及人物的脸谱化的桎梏。